城乡一体化是消除二元结构不是消灭“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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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3-02-01 04:06:48
导读：什么是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的任务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二元结构带来的问题。但城乡一体化不是消灭农村。日前，统筹城乡发展改善民生，建设小康社会研讨会暨2012年《城乡一体化蓝皮书》首发式在京举办，首发式上，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院长付崇兰指出，现
什么是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的任务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二元结构带来的问题。但城乡一体化不是消灭农村。日前，统筹城乡发展改善民生，建设小康社会”研讨会暨2012年《城乡一体化蓝皮书》首发式在京举办，首发式上，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院长付崇兰指出，现在对于城乡一体化存在很多误区，他引用媒体的报道“中国农村学校每天消失63所”，他认为，我国政府的义务教育方针是城乡全覆盖，但现在实施的却是教育资源集中、集聚，方向是“向城性”。付崇兰认为，消灭农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消灭农村。
城乡一体化目的是实现城市和乡村的差异化协调发展
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基本实现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覆盖;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首超GDP增幅;“三农”事业持续发展，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具体表现为：粮食产量实现九连增，基本建成农业科技创新和农技推广体系，启动全国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农村金融事业迅速发展，农业组织化程度不断增强，土地确权基本完成，流转机制日趋完善等。
以上都是我国在城乡一体化过程当中取得的成就，但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所讲，城乡一体化不是简单的经济一体化。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副院长张朝伟也认为，“城乡一体化”的本质上是城乡融合，目的是实现城市和乡村的差异化协调发展，而不是把乡村建成与城市同质化的一部分，要在发展县域经济，建设现代人文乡村，推进落实城乡公共服务均等的同时，在城乡规划和布局方面，注重发挥城市和乡村不同的功能定位及各自的特色，实现优势互补，尤其要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角度，重视乡土文化尤其是古村落对于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价值和作用。
与会专家认为，在新形势下，中国城乡一体化将按照“四化同步”发展的战略要求，大力推进城镇化，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逐步消除城乡差距和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这将是党和国家未来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也是深化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的攻坚时期，要通过关键环节的改革，调节收入分配，推动落实公共服务均等，在完善大中城市功能的同时，以城乡一体化为指导，大力加强小城镇建设，努力消除城乡差距和二元结构，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其中，尤其要重视和发挥城镇化的带动作用，正如李克强副总理指出：“城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能够一举托两头，有利于促进工农和城乡协调发展，可以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城乡居民收入”。同时，加快解决社会建设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因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及不同群体利益诉求等引发的矛盾和问题增多，城镇化质量不高等一系列问题。
城市化要注意保持适当的进度和规模
付崇兰认为，城市化水平不是越高越好。从中国国情看，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工业化大国、农业大国，即使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之日，中国还会是一个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现代化国家。
据付崇兰介绍，欧洲多数国家是发达国家，但城市化水平约70%的国家是多数。而且以保护生态的名义划出一定不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区域，实际是保护农村。这种意识在霍华德“田园城市”和2012年举办的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都有充分的表现和展示。美洲城市化水平追求80%～90%，但是，仍存在很多问题，如拉丁美洲城市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问题、墨西哥城就业问题、美国城市空壳化问题等。金融业、服务业受其影响很大。世界上很少国家没有农业，即便城市化率超过80%～90%的所谓城市国家新加坡，实际上也有农业和渔业。
城市化进程也不是越快越好。付崇兰指出，我国是人口大国、农业大国，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城镇化率70%左右就实实在在地进入了城市化成熟期、工业化中后期。在我国如果一定搞80%～90%的城市化率，只能是超城市化。拉丁美洲就是搞了超城市化。对比美洲与欧洲城市化，我们必须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资源约束下建设更加合理、生态化、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区域城镇体系。城镇化必须以粮食安全为前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认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只能立足国内，不可能寄希望于国际市场。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任何国家都无法为中国人的生存发展提供足够的商品粮食，中国必须立足国内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主要农产品供给。粮食不同于普通商品，是无法代替的维持人的生命的基本物资，像石油、稀土一样属于战略物资，不能简单地以价格衡量其价值。如果中国的粮食自给率低于一定的安全线，主要供应国随时可能掐断中国的生命线，纵使你拥有再多的外汇储备，也断然买不到自己急需的生命物质，那时不要说发展，恐怕连生存能力都不可能有了。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不利因素正在逐渐增加、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与会专家指出，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导致土地要素流出粮食生产领域，工业化、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相互争地的矛盾日渐突出。耕地约束构成了我国粮食安全的重大挑战，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耕地仍将继续减少，而且宜耕后备土地资源日趋匮乏，耕地资源紧张状况将会进一步加剧。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也使城市、工业在与农业和农村的水资源争夺中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粮食生产面临水资源瓶颈。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和工业部门转移，劳动力已逐步成为制约粮食生产的关键因素，解决明天“谁来种地”“谁来种粮”已是当务之急。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国内粮食消费面临新的复杂形势，迫切需要强化数量与质量并重的粮食安全观。在我国城镇化、工业化不断发展和人口增加的背景下，我国粮食消费需求总量呈加速增长趋势。同时，我国粮食生产越来越受到环境污染的影响。农村环境质量是保障菜篮子、米袋子、水缸子安全的“命根子”，保不住这个底线，城乡百姓的健康福祉都将成为空想。这警示我们，粮食生产是一个长链条产业，其产品质量直接关乎三农利益，关乎消费者健康，关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关乎民族形象。对粮食生产的质量和数量给予同样的高度重视，应是新形势下中国粮食安全的一个新内容。
“晋江模式”的成功在于城乡平等互动
福建省晋江市的探索值得借签。首先，城乡一体化必须跳出“三农”看三农，建立城乡统一市场。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的一样化，更不是要消灭“三农”。城乡一体化主要指的是从制度设计上消灭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而这种结构指的是城乡之间不平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这些是人为的不平等，可以通过制度的完善加以克服。
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特聘研究员黄志宏认为，福建省晋江市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先进，创立了产业联动的集聚扩散机制、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有机结合机制、均衡决策与统筹发展有机结合的机制，使农民在制度的制定过程中拥有更多的知情权与参与权，这是形成区域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政治基础。
其次，晋江着力公共财政的三个倾斜，即“财政支出要向困难群众倾斜、向基层薄弱环节倾斜、向农村社会事业倾斜”的原则。真抓实干，坚持全面发展，防止片面追求亮点与“政绩工程”。晋江的经验证明，其区域城乡一体化进程不但促进了“三农”的稳定发展，同时城市与乡村之间也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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