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三农”新辉煌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宋洪远

　　“一号文件”强农惠农富农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从2004年到2012年连续下发了9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对强化农业基础、推动农村发展、富裕农民生活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我有幸参加文件起草组,并见证了这些年农村面貌的巨大变化。

　　2003年12月31日，《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央指导“三农”工作的第一个一号文件。文件把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作为主题，是中央针对当时农业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突出矛盾做出的重大决策。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农产品供求关系由供不应求向“供求平衡、丰年有余”历史性转变，农村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农民收入增长进入了低速徘徊阶段。从1997年到2003年的7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只相当于同期城市居民收入增幅的一半左右，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5∶1扩大到3.3∶1。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不仅影响了农民生活的改善，还影响了农村市场的开拓和国内需求的扩大，成为制约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因此，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在新阶段农村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下发的，既符合当时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也顺应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迫切要求，对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推动农村生产力发展、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之后，党中央、国务院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顺应农业农村发展的根本性要求，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性挑战，连续每年都发布一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这些一号文件分别就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等重大问题做出部署和安排，不断丰富和完善我国的农业农村政策体系，调动了农民和地方的积极性。

　　2012年的一号文件紧紧围绕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突出强调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既抓住了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又抓住了今后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9个“一号文件”，粮食生产“八连增”、农民收入“八连快”，这并非巧合。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与时俱进地推进了政策创新，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程国强

　　“入世”深刻改变中国农业

　　农业曾是我国加入WTO谈判的难点之一，也是对外开放影响预期最悲观的产业之一。我有幸在1997年—2001年间参与了加入WTO农业谈判咨询研究工作，见证了加入WTO农业谈判的艰难历程。对于当时社会上的种种忧虑仍记忆犹新：由于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科技实力弱，在农业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许多人都担心开放条件下的中国农业会受到严重冲击，会“满盘皆输”、“全面沦陷”。

　　然而，10年过去了，人们看到的是，中国农业不但没因加入WTO沦陷，反而发生了质的变化，交出了亮丽成绩单。通过不断拓展农业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着力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内农业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中国不仅战胜了生产成本上升、比较利益下降以及自然灾害多发重发等多种困难的严峻挑战，实现持续稳定增长，保障了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农民收入较快增长，而且成功应对国际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国际市场激烈竞争和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巨大冲击，为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农业之所以能够打破种种悲观预言，我认为，这不仅与我国实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方略、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战略部署密不可分，也是中央连续发出九个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出台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措施的积极效果。

　　入世之初，各界人士都很担心外国农产品进入，会重创国内市场。但10年过去了，通过实施服务于国家粮食安全大局的农产品贸易战略，我国不仅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基础的优势农产品出口体系，而且在主动适度进口大豆、棉花、植物油等资源性农产品，缓解国内农业资源短缺压力的同时，严格按照入世承诺，采取关税配额管理等进口管理措施，有效把握粮食等重要农产品进口的时间、节奏与规模，防范了部分品种过度进口对国内生产和市场形成的冲击。

　　成绩鼓舞人心，但绝不能盲目乐观。同过去10年相比，今后我国国际化、市场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度将进一步增强，农业发展的国内外条件与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未来我们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必须要以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建立全球供应链为重点，以建立健全农业开放支持政策体系为支撑，以强化农业对外开放风险防控与产业安全管理为关键，为促进我国农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提供基础支撑和良好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朱玲

　　中国式扶贫成全球典范

　　2000年，千禧之年，联合国成员国一致通过了一项旨在将全球贫困水平在2015年之前降低一半的行动计划。2010年，中国已经提前实现了这个目标：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10.2%(9422万人)下降到2010年的2.8%(2688万人)。2011年6月，德国波恩大学举办以“应对极端贫困和边缘化：走向包容性发展”为主题的国际会议，我应邀介绍中国案例，与会代表对中国的综合扶贫经验给予高度评价。

　　我国10年来的扶贫开发巨大成就，我在贫困地区做入户调查时感受颇深。2011年8月，中国社科院藏区发展课题组去川西和藏东一带的青藏高原做追踪调查。与2004年观察到的现象相比，贫困户的经济安全和食品保障程度大为增强。在西藏贡觉县哈加乡，我们走访了一些从海拔更高的坡地搬迁而来的退耕还林户，政府按照每亩退耕地150公斤青稞、20元现金的标准每年补偿，退耕后反而不愁吃了。青壮年从农活中脱身打工挣钱，加上家里的低保金和老人的养老金，生活比搬迁以前好多了。以往哈加乡的农民极少种菜，只有到县城办事时才顺便买些菜改善伙食。近几年在扶贫项目支持下，一些农民学会了种植大棚菜。

　　近10年，藏区贫困县的社会事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江达县同普乡的一位农家孕妇告诉笔者，她服用过村医发放的免费药品(叶酸和维生素A)，分娩时还会去医院，费用政府给报销，还有附加补助。“村村通”工程，打破了青藏高原贫困地区信息闭塞的瓶颈。我们在访谈中经常碰到一些中青年农牧民因观看电视节目，“无师自通”学会了汉语，勇敢地走出家乡务工经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玉隆乡一位名叫普雍的家庭主妇由衷地说，感谢共产党和政府的扶贫好政策，让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去年12月初，我应邀去华盛顿，在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组织的理事会讲座上做讲演。刚结束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1196元的标准提高了92%。我在演讲稿中纳入了这一内容，与会的国际机构、驻美使馆和媒体代表都认为，这是一条令人兴奋的好消息。收看网络直播的很多观众通过“脸书”(facebook)对此给予积极反馈。连最为挑剔的《华盛顿邮报》也作了正面报道和充分肯定，认为这会给极端贫困人口更多帮助，并对贫困程度较轻和处在贫困边缘的人施以援手。在这次会议上，有多位理事建议，在全球农业发展和扶贫政策研究中要多关注中国经验。我作为来自中国的理事，耳闻目睹这些反响，深为祖国骄傲。